
2026年2月24日,一则来自中国商务部的重要公告,在全球范围内激起了层层涟漪。商务部当天连发两则公告,将包括三菱重工、川崎重工在内的20家积极推动日本军事实力的实体,纳入了出口管制“管控名单”。与此同时东莞配资平台,另有20家同样涉及日本军工相关业务,但其最终用途难以核实的实体,则被列入了“关注名单”。商务部发言人随后明确表示,此举旨在遏制日本“再军事化”的趋势及其潜在的拥核企图,强调这是正当、合理且合乎国际法规的必要之举。
这份被列入名单的企业名单,几乎囊括了日本军工产业链的各个核心环节。从庞大的舰船制造,到精密的航空发动机,再到先进的国防信息化技术,这些企业无一不是支撑日本军工体系运转的“骨架”。现代尖端武器装备的研发与生产,离不开诸如稀土、镓、锗等关键矿产资源的支撑,它们是制造相控阵雷达、隐身涂层、高性能发动机乃至潜艇电机的基石。而中国,恰恰在全球稀土等关键材料的供应链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拥有强大的主导权。
消息传开,日本政坛立刻掀起波澜。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佐藤启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语气强硬地表示“绝对无法接受”,并立即向中方提出了抗议。然而,中方并未因此动摇,坚持了既定的立场。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仅仅在接下来的24小时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华态度便出现了戏剧性的180度转变,显示出其在复杂局势下的摇摆不定。
展开剩余81%面对中国精准而有力的反制措施,日本迅速采取了一系列组合式的应对策略。其第一招,是着力宣传其所谓的“稀土自主”能力。日本高调宣布,其深海钻探船“地球号”在南鸟岛附近约6000米深的海底,成功试采到了富含稀土的泥浆,并乐观估计其储量足以供日本使用800年。
然而,现实的分析却揭示了这一宣传背后巨大的成本鸿沟。相比于中国产稀土精矿每吨约3600美元的低廉价格,日本预估的稀土开采成本高达每吨约7万美元,几乎是中国的20倍。此外,这艘名为“地球号”的钻探船造价高达3.5亿英镑,每年的运营费用也高达约100亿日元(约合6400万美元)。此次为期不长的试采行动,便耗资8300万美元,最终仅提取了不到70公斤的稀土。深海开采本身技术难度极高,且泥浆中的稀土含量微乎其微,分离提纯更是世界级难题。日本在稀土精炼领域严重依赖中国,短期内难以形成有效的替代供应链,其“稀土自主”的宏大叙事显得遥不可及。
日本的第二招,是其一贯擅长的军事前沿部署。同样在2月24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宣布,计划于2030财年(即2030年4月至2031年3月),在日本最西端的岛屿——与那国岛部署配备03式中程防空导弹的部队。与那国岛地理位置极其敏感,距离中国台湾仅约110公里。日本防卫省已计划于3月2日就此部署计划,召开居民说明会。03式防空导弹主要用于拦截飞机和巡航导弹,其基础型号射程约50至60公里,而改进型则可达80至100公里。此外,日本陆上自卫队还打算在2026年度,率先在与那国岛组建一支新的对空电子战部队,意图通过干扰电波来压制敌方雷达和通信系统。尽管日本防卫省声称此举是为了强化西南诸岛的防卫能力,但其部署的地理位置和明确的针对性,已是不言自明。
日本的第三招,则是试图在外交舞台上进行“抢先截胡”。恰逢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于2026年3月31日至4月2日访华之际,日本方面迅速放出风声,宣布首相高市早苗计划于3月19日前往白宫与特朗普举行会谈。这个时间点的选择,巧妙地卡在了特朗普访华之前,其意图显而易见:希望借此机会寻求美国对其对华强硬立场的背书,并试图在特朗普访华前锁定美日两国在特定领域的利益承诺。然而,美日关系并非如表面般坚不可摧。根据2025年7月达成的一项贸易协议,日本承诺在2029年前向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以换取美国将拟议的对日关税从25%降至15%。但该协议的落实进展缓慢,已引起了特朗普的不满。2026年2月17日,特朗普已宣布了首批三个投资项目,总投资额约360亿美元,分别涉及俄亥俄州的天然气发电厂、佐治亚州的矿产项目以及得克萨斯州的液化天然气设施。分析人士认为,高市早苗此次访美,兑现投资承诺、安抚特朗普将是其议程中的核心议题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方宣布实施制裁的第二天,即2月25日,高市早苗在参议院的发言中,其语气尚显温和。她当时表示,日本重视与中国的沟通,并愿意展开对话,同时强调要在共同战略利益的基础上,发展互利共赢的关系。然而,仅仅过了一天,在2月26日,高市早苗在参议院代表质询时的措辞发生了急剧的转变。她直接将中方的出口管制措施定性为“绝对无法容许”,并称这一举措“极其遗憾”,其强硬的态度与前一天判若两人。
这种前后判若两人的“变脸”行为,背后折射出日本国内复杂的政治博弈以及战略判断上的失误。就在2月20日,高市早苗在其施政演说中,还将中国称为“重要邻国”,并强调要积极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然而,她的对华政策本身就充满了内在的矛盾:一方面,她深知日本经济对中国庞大市场和深度融合供应链的依赖,不敢轻易与中国撕破脸;另一方面,为了迎合国内右翼势力的诉求,并积极推动修宪扩军的议程,又不得不针对台湾等敏感议题采取强硬姿态。
2月25日表现出的相对温和态度,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产业界因中方制裁措施而产生的焦虑情绪,并已传导至政治层面。然而,这种温和的表态随即遭到了自民党内鹰派势力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任何对华的妥协都被视为软弱的表现。在来自国内内外双重压力的作用下,高市早苗不得不迅速调整其策略和姿态,转而以强硬的措辞来安抚国内右翼势力以及受到冲击的军工产业界。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显然低估了中国反制决心的坚定性以及措施的精准度。他们可能原本设想,中方的措施充其量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警告。然而,当制裁措施直接触及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军工巨头的供应链,并引发了股市的连锁反应和企业界的恐慌时,日本政府试图通过更加强硬的表态来向中方施压,幻想中方会因此退缩。这种前后不一、摇摆不定的态度,恰恰暴露了日本在当前复杂地缘战略困境中所表现出的焦虑和无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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